第一部分 巨星（第3/16页）

除了是女人和犹太人，小时候经历的一次误诊，还让她成了跛子。她从没谈论过这件事，除了在自己著名的小册子《尤尼乌斯》（Junius）中，“也许”对此有所提及——这本小册子写于她服刑期间，是以偷运的方式送出监狱，随后匿名出版的。她在书中指责战争减少了劳动人口时这样写道——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残疾人”都不得不担负起重体力劳动的责任。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她或许是在为“日后的自己”发声——这三个词在若干年后，都将指向她自己。卢森堡是从不屈服的，当1914年她因煽动反战游行而遭逮捕，并被执行“庭外审判”时，她抗议道：“当一桩可怕的暴行发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而我这样一个女人却因为说出了真相而被审判，简直毫无道理。”用当时的检察官的话说，她是对自己的“无家可归”感到骄傲。她无法，更不愿在这样的黑夜中隐藏自己的光芒。而她微妙的处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出路问题，尤其是将一种新型的话语置于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条件。这正是我希望证明并长期以来坚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正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身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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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也许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会证实，女性的特质（同时参考过往的经验），往往能克制或驱动她们在那样的时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些经由卢森堡思考的提议，通常会达成某种极限：“近乎于夸张”的或“触及界限”的——在她给约吉谢斯的信里，这两个短语也被看成自己的口号。“我们正处在一个狂乱的时刻，“1906年，她同样是在一封写于华沙监狱（她的这一次入狱是由于推翻独裁政府的计划暴露）给考茨基夫妇的信里提到，“‘一切存在都应当灭亡’。”（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样，革命的危险之处，在于没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后，会有什么幸存下来。可在卢森堡眼中，这种危险却同样是“激动人心之物”。“革命是高尚的，”在来自1906年的信件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

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卢森堡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在华沙，她曾与十三个政治犯一道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身心备受摧残。但磨难从未损耗她的热情。“我的内心情绪，”在列举了自己于被囚禁过程中所遭受的侮辱之后，她却心平气和地写道，“永远都不会因此而沮丧气馁。”而在1916年1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写给玛蒂尔达·乌尔姆（Mathilde Wurm）的信里，她说当一个人身处苦难中时，“务必要保证人格的完整性，这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这，”她又强调，“要依赖于保持坚定、纯洁和乐观，正确的乐观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为咆哮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但对于卢森堡来说，群体中的“坚定”往往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盲从，进而成为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品质。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她承认这种保持人格完整的“处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时才会有效。然而能量和热忱终究是关键。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致意：“那个瘦小脆弱的罗莎，已经拥有了充沛的能量，足以应付一切挑战。”“热忱连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成为自己的路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卢森堡或许可以作为“因信称义”的代表，因为她的渴望与勇气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与卓越，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尽管信仰总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得“不合时宜”）。我斗胆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森堡这样游走于刀锋之上，只为享受革命信仰带来的荣耀。

在卢森堡遇害两年后，蔡特金访问苏联归来。在列宁的建议下，她决定要整理卢森堡的遗作，并尝试出版它们。尽管卢森堡有一些“错误”，但在列宁眼中，她依旧是出色的“革命之鹰”。蔡特金原本被叮嘱要销毁她最著名的手稿《论俄国革命》（无法确定这份指令是来自列宁本人，还是其他苏共政治局成员），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出版了。这份手稿，卢森堡写于自己的单人牢房，而她始终将牢狱生涯看成独自思考革命或是个人问题的好机会。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1921年她的《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李卜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整理出版。］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利维（Paul Levi）（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版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1]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