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第六天（第12/20页）

则子无法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担心水穗会觉得这些都是单方面的命令，她不想惹女儿不高兴。

不过她也没有一声不吭，只默默地听女儿说。则子已经不太记得那时她对水穗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表达了自己担忧的心情吧，比如问她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还劝她要考虑一下将来的事之类的。

通完电话之后，则子给水穗汇了款。虽然是以礼金为名目，其实是担心水穗因家计而苦恼。则子当然没有告诉弘道这些事，也没有说水穗婚后其实“过得很辛苦”。

这种人无法让人依靠吧——听了水穗母亲的陈述，里沙子得出了这个结论。

里沙子觉得无论是憔悴的寿士的母亲，还是特地打扮过的水穗的母亲，她们看起来都是一心护子的样子，也感觉得出她们明知这种场合下绝对不能说谎，但还是无意识地避免说出会陷孩子于不利的证词。

但里沙子对两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其他陪审员可能不觉得，可里沙子觉得寿士的母亲越说越陷儿子于不利，而她本人可能丝毫没有察觉吧。里沙子对他们母子俩那种独特的亲密关系厌烦不已。相较之下，听水穗的母亲陈述时，里沙子总觉得她是在谴责自己的女儿。尽管她本人可能并没有这个意思，但这位母亲不断强调女儿很可怜——试问有哪个女儿会想依赖这样看待自己的母亲呢？

里沙子非常清楚则子说的“乡下地方才有的想法”。

那里的人，无论是对升学、就业、订婚、结婚、订婚仪式、婚礼，还是个性、经济条件，都设有不可撼动的界线，以此来区分“合乎常理”与“异于常理”。再怎么向他们说明这界线本身就有失偏颇，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即便除了他们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属于“异于常理”的一方，他们也不会认同，只会予以否定、悲叹，甚至蔑视。

水穗自己有没有摆脱这样的价值观呢？来到东京，一个人住，经济独立，迈向婚姻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她成功地让自己从故乡、父母的那套价值观里解放出来了吗？

不，应该没有吧。如果成功了的话，肯定能够更加彻底地无视被传统价值观束缚的父母，或是对他们的冥顽不灵一笑置之，从而走上与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吧，里沙子想。可见，父母灌输的价值观已经深植于水穗的内心了。

结婚、辞职、买了独栋新居、怀孕、生产，水穗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找母亲商量。里沙子很能理解她的心情：肯定是因为不想被母亲批评，不想被母亲同情，更不想让她觉得自己很可怜。

本想自己决定人生大事，一步一步向前走，但难免担心走错路，向母亲报告后，结果又被暗讽为“异乎寻常”。不，这位母亲应该没有这个意思才是，因为她很害怕母女情缘就此断绝。只是可能言辞之间还是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你这么做很超乎常理、根本不对，再继续这样错下去，肯定会出大事。她还时常觉得女儿很可怜、很不幸。即便为了不惹毛女儿而谨慎地挑选措辞，肯定也渗透着这般心思。

于是，水穗选择断绝联络。无奈生活又起了变化，水穗觉得不安，再次联系母亲，结果又被母亲强行灌输了所谓的“常理”。

一边是早已深恶痛绝的陈腐“常理”，另一边是在构建新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的更加广义的“常理”。里沙子想象着水穗被夹在这两者之间万分痛苦的模样。

水穗真的想要孩子吗？绕了一大圈，里沙子再次回到很久以前的这个问题上。

不被任何人的意见左右，只单纯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想要孩子吗？真的想要有个家庭吗？

听说是水穗建议寿士换工作、买新居的，虽然不知道这说法是真是假，但也许这些真的是水穗所希望的。

必须结婚；结了婚的话，就要生小孩；要是有了孩子，就得辞职；住的必须是独栋房子；必须从事待遇更优渥的工作。不然的话，便无法得到认同，无法受到肯定。

无法被自己的母亲肯定。

于是，只好一直说谎。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也不是不明常理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走错方向。丈夫的确跳槽到了更好的公司，在市区买了房，孩子也是乖到让人难以相信，婆婆也很帮忙，一切都很顺利……”

也许是为了能向母亲说出这些话，为了让自己的谎言不那么虚假，水穗才劝说寿士跳槽，让他买独栋房子，里沙子想。

检察官仿佛听到了里沙子心里的声音，询问则子是否对水穗说过，婚后一定要住在独门独户的房子。

“我没说一定要买。”则子立刻回答，随后强调道，“因为自家附近没有那种出租的公寓，所以没想过和她说租房子住也一样。但东京的情况显然不一样，我只是说最好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并没有叫他们一定要立马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