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10/12页）

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关于对抗这种愚蠢的逻辑，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女性的经历，显然是值得铭记和探讨的。女人们当然清楚，她们的每一次“抛头露面”，在公众面前宣讲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而在“荣誉谋杀”的事件中，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很容易使矛盾激化，招致杀身之祸。但那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情——这些女孩的抗争，很容易被公众更关注的“花边新闻”、有关隐私的流言蜚语所掩盖，使得这些事件真正的意义无人知晓。另一个关于话语可置人于死地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正在由一个充斥着秘密和谎言的地方，逐渐转变成一个由暴力定义的所在。“罪与罚”因此没有缓冲之地，即便是无辜之人，“莫须有”的罪过也使得惩罚可以随心所欲。瑞典籍库尔德女孩法蒂玛·萨西达（Fadime Sahindal）曾在1998年与自己的非库尔德人男友一同在瑞典的电视节目中亮相，三年后她又参加了一个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女权主义研讨班。她在2002年被自己的父亲谋杀，而在那之前，她已经深知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自己的家庭。她的公开表达具有求救的意味，但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唤醒那些仍在黑暗中沉默着、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女人。由此，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即便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存在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她们无疑是有一个长远的谱系的。就像法蒂玛的举动——以公开的方式宣示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将一切由黑暗之中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流言蜚语和恶意诽谤不攻自破，显然是勇敢、明智且必要的行为，同时由这样的行为，她定义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存在。我们很难评价她的行为的对错，因为她最终还是遭到了毒手，但她践行了自己的格言：“我要发出声音，我要露出脸庞。”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样命运的女孩。但在“荣誉谋杀”事件之中，女孩们通常是很难主动说出真相的，甚至她们的姐妹和母亲在亲眼目睹死亡发生后，也会刻意地保持沉默。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暴力构成同谋关系，即便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受害者。而“荣誉谋杀”事件中最可悲的部分，当属受害人母亲的主动参与。即便没有受到所谓家族权威的胁迫，她们也往往会选择“管教”自己的女儿们，遵循自己那残暴无理的丈夫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分担了男性权威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男性仍然是施加暴力的主角。但这启发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来看待类似的问题，不能以固有的性别观念来判断无辜与有罪。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窥探到事情真正的面目，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可能。这种固有的观念，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长期存在的，毕竟倘若没有所谓的父权权威，女权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书写的案例，这些身处黑暗中却仍要坚持发声的女人，选择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来揭露世界和人心的异常。就像2001年因逃婚被父亲杀死在英国的女孩赫苏·尤尼斯（Heshu Yones）在死前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你想要或者是期盼的孩子。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也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最后，我将关注那些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人们勇气，并将自己的成就书写进历史，进而开启历史全新篇章的杰出女性。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一位是电影制片人，最后一位则是画家。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女性一样，是这世界那可悲且愚蠢的“性别壁垒”的挑战者与拆除者。当欧洲社会加紧了对移民群体的控制时，让这些少数群体说出他们的故事，使他们有能力反抗加诸自己的不公与屈辱，无疑是充满善意的行为。因此，对于在立陶宛出生的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来说，去记录那些处于欧洲城市：法国的马赛、奥贝维里埃，英国的布罗姆维奇中的移民与边缘人的生活状况，是她独特的方式——用以完成一项超越种族与国界的民主表达。“最重要的事情是，”她对她的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使人与人彼此隔离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苛求所谓的历史界限时才会被触及。”（这是一句断言，同时也是一种辩解。）“我曾住在一座被历史标记出的城市整整六年，它叫作柏林，而这名字也正是我居住在那里的原因。”她在英国中西部的城市间穿梭来完成她的作品，但那些来自信念坚定的漂泊者的声音，早已传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