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8/12页）

本书所探讨的女性没有一个曾落入因遭到侵犯而放弃自信“自我力量”的圈套之中。面对灾难，她们往往有额外并且更出色的想法。罗莎·卢森堡以批判权威而闻名（“一个守夜人的国家”是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的称呼）。但她并不渴望（“渴望”[6]是她最喜欢的德文词语之一）以极端的形式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比如通过激烈的罢工行动——她说那就像是汹涌的巨浪，即便可以掀翻敌人，之后力量也必然会分裂成各自为战的激流，化作泡沫，消失在地球深处（她从未像这样用如此诗意的语言解释革命理论）。梦露同样觉得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排解由于虚饰的外表而带来的痛苦的努力。而这也仅仅是诸多显示她不只是在对抗生命中阴暗的部分，同时也是在与自己其他内在认知相抗衡例子中的一个。“恐惧、好奇、对外界的疑惑、意外感，以及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作为梦露对自我的洞察，作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同样影响着她的生活轨迹。而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则通常是作为诈欺的来源存在的。它所引发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就像是梦露“利用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的写真拍摄工作，生活也同样不可预知（这倒使梦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坚定地将表演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银幕上的一切对于梦露而言是可控的）。于是，一旦认清了改变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即便再多约定俗成的理由，也无法阻挡那些不被相信和期待的生活规则被废止。质询是格外重要的武器，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在受蒙蔽的世界里，使心灵蒙尘。

只是梦露所提供的经验，所代表的是一片不易进入的领域。自我剖析难免会使人部分地怀疑自我。“我感觉，”梦露曾写道，“我所经历的，似乎都离我很近，可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似乎又不是我。”罗莎·卢森堡则认为，生活“不在我之中，也不在我所在之处……而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穿透了屋顶”。两人这样的共鸣，在外人看起来煞是诡异，但解释起来也很容易：当我们深入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往往更容易迷失，更容易丢失自我。对于萨洛蒙而言，去救赎自己家族“自杀诅咒”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自我，去成为“其他人”。但她却坚定地执着于自我，用尽力量为自我的存在创造出空间。那是一条苛刻又奇异的道路，伴随着对生物意义上“利己”的自我的背叛。但她对自我的维持其实是意义重大的。尽管这并不能使她避开两次大战留给欧洲人的普遍创伤。大多数人只能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写的那样，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欧洲降下“遗忘之幕”，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才能排解这痛苦。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

尽管涉足这只有通过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达的绝对领域，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受难，但这种行为本身却更是一种责任。在我所书写的这三位女性中，没有一位曾将她们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运气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梦露是最为明确的一个。“每个人是潜在的施暴者，"1955年，她于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写道，“我自己也是。”这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以“无罪推定”作为标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与邪恶女人》（Wayward Girls and Wicked Women）序言中所说，“女性是极少为难自己的”。女人往往也不会冷酷地去为难——以恶意揣测所有人。但现实却需要人们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人。

在我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女性的赞美，却鲜少能看到那些日渐被女权主义者戏言化的理念：女性确实比男性要更出色。这是由于我所描述的这些女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与世界的邪恶以及因为邪恶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进行抗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坚韧是不需要被拿来比较和炫耀的。在1907年，当罗莎·卢森堡漫步在伦敦街头时，她突然感到十分困惑。在给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信中，她写道，“我已深知，我的处境将势必让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为何还要将自己抛进这危险的深渊之中呢？”“那深渊处似乎有光，在诱使我跳进这不见底的旋涡之中。”所以这些杰出女性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悖论：她们对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诉，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无能进行粉饰的考量。她们——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只是部分地对自我的精神状况进行宣告。她们对自我无意识的清算是一种本能，并不会阻碍她们敏感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