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1/16页）

“为什么，”卢森堡在1907年写给克斯特亚·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驱使她“投入”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这或许也是卢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 Haunting）和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守夜人”）。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会被光明淹没。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制的部分。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左翼人士经常会争论“黑暗而脆弱的心灵生活是政治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命题。但通过卢森堡的生平，我们大概可以将它看作政治生活的阴影，或是“侍女”——一个在主人身后永远默默无闻的追随者。当我们从卢森堡的信里发觉她那通过自己并不愿意触及的内心部分的道德自我认知时，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并非有多不寻常，因为她总是对自己保持着不满。卢森堡太了解创造力与精神痛苦之间的联系了（那会导致“不断的痛苦与煎熬，但创造力是一种社会责任”）。考察她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被约吉谢斯逼疯——她描述了这种“仿佛通过附在屏幕上的描图纸”想象与感知所有事情的感觉，所有的思想都在“疾驰而去”。而在其他的某些时刻，她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像是在写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不在此处”——精神分析学中将此称为“另一种场景”，是无意识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她所体验的“远离、穿透屋顶到达的其他地方”。

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想象之一，是他借用可改写的书写纸，将精神活动描述成一系列可无限擦除的痕迹。而心灵，正是由它自己的改写组成的。它无法被限制在唯一的场景之中。正因如此，一个人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卢森堡曾哀叹自己几乎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尝试即便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由于语言时常造成的误解——也极度困难之事。我们无法捕捉这样一句话的真相：“一个人或许可以轻易理解一个实际的词语，但如果我说‘光明’，"1898年她写给赛德尔夫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而在此两年前，她在一封给约吉谢斯的信里也提到了想死的话，那是被包含在她引用的自己最喜欢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诗句里：

倘若舌头永远忠于声音，

而声音也忠于思想，

那么有限的语词究竟如何，

才能描绘思想的无尽光芒？

语词的欺骗性，正是发端于思想的无尽和耀眼，“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她向朋友们恳求答案，可当她正站在自己失败的碎片上，想要窥探真实的自己时，他们又怎能知晓答案呢？

在精神分析学里，我们神志清醒地“背叛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内容在“主动逃逸”。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所有的梦境，终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未知的深渊。而把握真实的唯一机会，是让自己的心灵肆意漂泊，去往它想去的地方。弗洛伊德曾表示，“对于那些我们想要通过解析得出结论的梦中思想，并不能得出其本真的样子，更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终点。它们必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我们纵横交错思想的世界里偏转方向，离开我们既定的解释。”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革命或是大罢工之上。卢森堡的版本是这样的：“它们就像是让整个帝国起落不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会分割成一条条细微的溪流；像是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新鲜泉水，最终却必然要走向枯涸。”而艾赫达芙·苏维夫（Ahdaf Souief）则写道：“革命就像是处在泛滥期的尼罗河：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那开始于一年前1月25日的革命[10]，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它在某些空间内十分猖獗，以平稳的方式在人们彼此间流动，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没有人可以从它的影响中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