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0/16页）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它使人人得其所。“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的”。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