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饰[1]（第7/9页）

我的两个孩子你不以为意，我后来获得的学术地位也是。虽然只是薄有微名，我已经成了研究十九世纪家庭妇女小说家的权威。结婚之后我发现，和哥特传奇相比，我和那些女作家更有共同点；我想，这种对于自己真实个性的洞察意味着成熟，一个让你鄙夷的字眼。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盖斯凯尔夫人[30]，不过你可能也听说过J.H.里德尔夫人[31]；她还用F.G.特拉福德这个笔名写作。我交出了一篇颇为让人信服的论文，关于她的那本《低地大宅的乔治·盖斯》，后来登在一本声誉很高的期刊上。不用说也知道，我成了终身教授，因为我所在的那个院系，在对女性排斥多年之后，最近被迫要对自己的聘用制度做些解释。我是个充门面的，你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再指出。我也穿得光鲜亮丽，就像是个充门面的。那些死气沉沉、不可一世的羊毛衣服，你也许还记得的那些，随着生活渐渐宽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救世军的衣物回收箱[32]里，被一批还算时髦的裤装和利落的连衣裙取代。男同事们觉得我高效干练，而且颇为冷酷。我不再染指露水情缘，因为我讨厌那些扔不掉的纪念品。我的大衣不再迎风翻飞，而我去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也不再引人侧目。

我上一次见到你就是在这样一场会议上，大型的、最重要的人才市场和招聘大会。吊诡的是，那一年的举办地正是纽约。我是要去朗读一篇论文，关于阿米莉亚·爱德华兹[33]和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女记者。看见你的名字出现在议程上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定是别人。但真的是你，确定无疑，你整场会议都在讨论约翰·济慈[34]是不是有梅毒。你对十八世纪早期水银在医学上的应用做了相当可观的研究，论文的最后一段则是模棱两可、不下结论的杰作。你胖了，实际上你看上去身体健康，好像经常打高尔夫球。不过我没有等到你的讪笑：你读论文的时候面无表情。

后来我走上前去祝贺你。你见到我非常诧异；你说你从没想过我会最终成为像现在的模样，你或许是有些愕然的目光打量着我出自美发沙龙的发型，修身的红色连衣裤，时髦的靴子。你自己也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你还急急忙忙地给我看钱包里面的照片，像护身符一样举在手里。我拿出自己的照片作为回应。我们谁也没有提议一起去喝一杯。我们祝福彼此一切顺利；我们都失望不已。我现在明白了，你曾经希望我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结核或是某种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疾病。骨子里你也同样是个浪漫派。

这件事本该就这样到此为止，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千真万确。除了参加全体教师大会之外——在会上一边用钩针编织阿富汗花纹方巾，一边讨论课程安排和加薪，我给他们做营养丰富的饭菜，准备生日晚会，自己发面包腌酱菜，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丈夫钦佩我的成就，而且在我——像他们说的那样——陷入忧郁沮丧的时候，给我支持鼓励，虽然这样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我的性生活丰富而满足，我已经能听见你嘲笑这两个形容词，但任凭你如何奚落，它就是丰富而满足。而你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可是，等我从学术会议现场回到我住的房子，你却还是没有离开，那房子不是平房，而是一幢殖民式样的两层小楼，而且自从我搬到里面，你就占领了地下室。我还以为你已经烟消云散，祛退化除：你已经成了现实的存在，有一个妻子和三张快照，而说到底，平庸的现实才是治愈单恋的神奇解药。可还是不够。你就在那里，在你惯常停留的位置，架子旁边，地窖楼梯的右侧，我放那些腌蔬菜的地方，灰头土脸，标本似的站着，就像玻璃柜子里的杰里米·边沁[35]，你看着我的眼神不是从前的轻慢，而是带着责备，仿佛是我让这一切发生的，仿佛这都是我的错。你一定不会想要回去的吧，那种潦倒，那排渐渐破败的房子，那份迷人的绝望和空虚，那种恐惧？你一定不会愿意永远被困在波士顿泥泞的街道上。你本该再小心一点的。我试着告诉你我们的结局一定会很不如意，我们的过去并非你所记得的那样，你是在欺骗自己，可你拒绝了我的好意。再见，我对你说，静待你的回眸，忧戚的，惆怅的。你应该转身走远，经过那几只大行李箱，拐过角落，走进洗衣房，消失在双筒的洗衣烘干机后面；可是你却一动不动。

[1] 本篇中指用人的头发加上金属配件编结而成手镯、项链或耳环等首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盛行，多用于缅怀故人，也用作定情礼物。

[2] 《圣经·旧约·但以理书》载：古巴比伦国王伯沙撒宴饮时，见一只手指在王宫墙上书写神秘的文字，这手指是上帝警告他国将亡，身将死的神谕。现英语中以“墙上的文字”（the writing on the wall）表示大难临头，厄运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