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9/12页）

任潮涌是个性格外向、情绪化明显之人，一旦进入烦躁状态便很难自控，而且马上失去了前两天的从容。在那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里，他一会儿要烟抽，一会儿要水喝，第四天的早、午餐粒米未进，到晚饭时居然提出要一瓶白酒。

对于这个特殊的拘押对象，专案组几乎完全满足其物质上的要求，只是不准任何人与其有语言交流，包括门口的哨兵、送饭的厨师，都只是用点头、摇头回应他。

那天晚上，任潮涌喝下半瓶白酒，好不容易昏睡了四五个小时，到第五天凌晨一觉醒来，果然提出要谈出租车的情况。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我只同黄一平秘书长谈，不能有别的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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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洁、陈设豪华的接待室，营造出一种与拘押环境完全不同的氛围。

黄一平与任潮涌相向而坐，每人面前都有一杯茶、一包烟，还有一只由花生、瓜子、开心果组成的干果拼盘。很显然，这样的氛围并非审问，而是老乡、朋友间的亲切交谈。

果然，黄一平一上来并不谈案件，而是先聊乡情。

“家里都还好吧？听说伯父身体不是很好？”黄一平问得貌似随意，实质却是精心准备。因为他知道，任潮涌是独生子，十来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不仅一手将他培养成人，而且至今未再续娶。老人最近生病住院，刚刚出院没有多久。在海北，任潮涌孝敬父亲尽人皆知，每天无论多忙，早晚必到老父跟前嘘寒问暖。

提到父亲，任潮涌眼泪就出来了，说：“是啊，父亲身体不好，其实我本来也不想出国，可他老人家硬是劝我走，这才决定出去。”

“秘书长，知道我为什么忽然想说话，而且提出想和你单独谈吗？”任潮涌显然不想再纠缠于家事，马上转换话题问黄一平。

黄一平摇了摇头，坦诚道：“不知道。”

“那天，从上海回到阳城，你们几个领导同时出现在这里，我心里就有了数，感觉要出大事，而且可能会在劫难逃。后来，纪委领导说到出租车的事情，我心里又有点侥幸，觉得也许可以逃过此劫。可是，这几天关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件事我能扛得过去吗？需要我这个小个子来扛吗？而且，正如你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我在里面硬扛下去，万一自己缠在其中脱不开身了，外边我那年老体弱的父亲怎么办？”任潮涌说着，又抹了抹眼睛。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单独谈呢？”黄一平半是有点好奇，半是为了调节谈话气氛。

“两大因素：第一，我希望能从你这里得到一个承诺，就是在吐露了全部实情之后，你得保证我马上恢复人身自由，而且不能影响我的前途。我知道，凭你现在的位置，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向你保证，在这件事上我个人没有收受任何好处。第二，出租车这件事情况比较复杂，牵扯到的领导多、层次高，我不能随随便便和什么人都说，告诉你也许是巨前最好的选择。”

“既然这样，你说吧。我现在可以答应你的是，只要你把出租车方面的情况如实、全部交代了，而且你在经济方面确无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可以保证你的自由和出路。”黄一平说。

“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你说的重大呢？”任潮涌还是不放心。

黄一平想了想，说：“只要你个人收受的钱物不超过二十万元，交代后又马上退还了，就可以。”

任潮涌长叹一口气，说：“好吧！”

黄一平口袋里放了一只微型录音机，任潮涌说的每一句话，包括那些轻轻的叹息，全部收了进去——

三年多前，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突然提出集中更换出租车，并且要做到车辆型号、品牌、外观三统一，理由是省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迫在眉睫。任潮涌时任交通局局长助理，奉命协助局长吴少红主办此事。当时，不少出租公司老总和司机提出，应当借鉴周边地区的做法，由各个公司及车主自行选择车型与品牌。按照任潮涌的想法，即便统一车型也应实行招标采购，允许多家供应商参与竞争。可是，吴少红告诉任潮涌：“这件事没得商量的余地，车辆牌子、型号、价格都已经确定，供货商也早就有了主儿，我们的任务就是走程序、办手续，把事情顺顺当当办成功。而且，这件事你得亲手办，越少人参与、知情越好。”

吴少红领着任潮涌到了省城，见过东方公司老总高林，然后就找个理由玩了金蝉脱壳。离开前，他又一次与任潮涌耳语：“你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别的事情一概不要管。记住，要把这件事当成一桩政治任务来完成。”

就这样，任潮涌作为买方代表，面对颐指气使的高林，几乎屁都没有放一个，就把购车合同给签了。至于这个东方公司及其老总高林是什么来头，那四百多辆车在哪里、长成什么模样，质量、价格、配置是否合理，他一点也不知情。至于吴少红叮嘱的政治任务是何意思，他更是一无所知。当时，东方公司财务总监要了任潮涌银行账号，说是事成后有一笔回扣。他本来想不要，可碍于吴少红的吩咐，也就没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