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颜色（第12/27页）

“那是当然，世界总是黑暗的，”女孩说，“所以才需要我们嘛。要是已经到处一片光明，还要我们干什么？”

大概这就是思维差异了。

广袤的土地休养生息，在阳光的普照中看不出久居其上的人的悲苦。干旱少雨的地方，连悲苦都是干旱的。除了九八年水灾，再没有过大灾大难，没有让人放声哭泣的场合，没有嘶喊。然而年年都是干旱而漫长的，小麦栽下去只有稀疏的收获，豆子有时死在地里，土壤裂开伤疤似的裂口。年年如此。莫说三年，怕是三十年也难有太大变化。

时光在每个人身上画下痕迹与烙印。土地用万年退尽青涩，人只用三年就够了。同样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却不知道结果是否同样赤裸而粗糙。三年中，那个美国女孩已经结婚了，在洛杉矶买了房子，做了阔太太。同行的一些伙伴有的远走异国他乡，有的继续学业，有的已经开始在大都市的霓虹里偿还生活的贷款。大部分我们教的学生已进城打工，和我们失去联系。我一个人继续着没有结果的寻找。

物是人非，只有火车依旧。

小站到了，已是晚上十点。

出站就看到王老师，给我写信的女孩的父亲。他在村里的初中教书，五年前是我们主要的接待。我在他家住过两天，因而和他，和他的女儿都分外亲切。

一见到我，他就热情地迎上来，憨憨地笑着，接过我的背包。他人没有什么变化，皱纹也不见多。成人的面容总是不像孩子那样容易变化。他将我带到他的面包车上，背包放后排，我坐到副驾驶，车门松松垮垮地碰上，透着夜风，一路驶上盘旋的狭窄山路，驶入旧时光。

我问他这几年还好不好，他说还行，老样子。我说女儿可真争气啊，这下不用担心了，他嘿嘿地笑了，没有夸赞，但笑容里透着自豪。他一直说孩子上不上得了大学都无所谓，但看得出来，女儿能考上大学，他比什么都高兴。

夜阑如水，土坯的民居在道路两旁偶尔滑过，轻易让人想起那时每天乘车去上课的时光。也是这条路，也是这样旷达的视野。那时总是队长阿平坐在我这个位置，我们挤在后座上，在每一个转角相互挤压出大声呼笑。

“你这几年都没来看看啊。”王老师忽然说。

“哦，不好意思，”夜色遮住我的脸红，“总说要来，但总有事情。”

“啊，”王老师连忙笑道，“不是责怪你，只是以为你会和小李一块儿过来呢。”

“队长？”我诧异道，“他后来常来？”

“何止常来，有一段时间是常住哩。”

“真的？他来做什么？还是教书吗？”

“不是，是做项目。”

“什么项目？”

王老师忽然扭头，带着含义丰富的笑问我：“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俩好着呢。”

夜色再一次遮住我的脸红，我支吾着说：“没……没有。您误会了。”

那时阿平确实在追我。只是我没有答应。我们有时午饭后会去村后的小河边一起走走，下午回来的时候难免出双入对。时间久了，不仅大人看得出来，连上课的孩子都起哄笑着。阿平会佯装恼怒，跟笑他的小鬼追跑打斗。这画面现在想起来已经那么遥远，画面里的笑容都恍然成了摄影一般，静止着没有动作，咧开嘴没有声音，眼睛亮得像星星，无论是阿平，还是笑闹的孩子们。王老师的误会是正常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联系了，原本就不是同学，那次支教之后更是各奔东西。

我不敢再问，怕问多了又引起暧昧的怀疑。阿平来这里做什么，我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不是我从前喜欢的类型，我们和平地把话摊开，之后告别分手，心里没有太大波澜。也许他心里有波澜，我不知道。我只是尽我所能做到坦率，把话说得坦率，说我只是还想流浪，而他不是喜欢流浪的性格，不是他不好，真的。我不知道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法回应时，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些什么。我不曾掩饰自己因年少轻狂而充满幻象的矫情，而这不掩饰已经是在那时那刻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真诚。他接收了我的坦率，从此成为了解我轻狂的陌路行人。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黑夜包容人的一切遐想，我没有再开口，王老师也善解人意地没有多问。

车进了村子，开始颠簸。除了穿村而过的国道和中学门口的一段柏油路，村里的大部分道路仍然是土路或石路。零星的路灯低矮昏暗，照亮土房门口一隅巴掌大的空间。远远就能看见绮梅站在门口，披着一件长衬衫，穿着拖鞋，仰首看着。

我下了车。她已经长高了这么多。还是一句话都不爱说的忸怩的性子，只是看着我笑，双手还是相互攥着，脸蛋上的高原红倒是退去了很多。女孩子常常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舒展，因为未来在面前的庞然展开而眉眼获得不期然的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