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6/18页）

萨西达在法庭上的成功，让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勇气会得到回报。在她的父亲和兄弟被判决之前，她和林德佐还一起出现在电视上。他们谈论了他们的爱情，以及他们正承受的“威胁”（引用自这次采访）。她诉诸公众是因为相信这样做会让她最终获救：“也许有更多人知道我，他们就不敢杀我了。“2001年11月，也是她死前两个月，在初次拒绝后，她同意参与一次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关于防止妇女暴力网络协助的研讨班。在350名观众面前，她表示自己已经把大众传媒当成是“最后一根稻草”。她希望可以有一次公开的辩论，能够使这些来自于移民家庭的女孩的遭遇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但她也承认，自己口中的“媒体奇迹”，正在逐渐失控，它变得“越发轰动”，萨西达自己则成了“国家名人”。根据她的姐姐奈贝尔的说辞，这让她们的父亲暴怒，以至于气病了（后来病情也成了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萨西达深知，自己在公众面前揭发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已经触犯了自己教派中有关不名誉和公开蒙羞的罪名。这显然加深了她的罪过。她拒绝了在门后监听对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的第一次听审的机会。她是在向危险示好，而后她又违反了驱逐的约定，回到乌普萨拉去看望自己已经来到那里的母亲和姐妹，而正是那个晚上，她被杀了。这都成为她死亡的理由，但其中还是有矛盾的地方，她是以“保护自己为目的而成为公众人物的”（成为公众人物本身便含有少量的羞耻感），最终却因此而彻底激怒了自己的敌人。但如果说这个事件过于强烈，那是因为她最终也被其他人想象中的社会责任感所绑架。她为那些仍生活在黑暗里的同胞女人发声。这也成为驱使许多女人投身到荣誉谋杀研究之中的一种理由。像《以荣誉为名的谋杀》的作者拉娜·胡塞尼（Rana Husseini），就把这当成是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这同样也是一次私人领域中的冒险，她想要让这一领域的所有单一实例都成为独立的“新闻”（她的作品有一个无可置疑的小标题“一个女人与难以置信的犯罪进行斗争的真实故事”）。对于任何冒险进入这一领域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对这类事件的投入可以看作一种奉献，是对逝者的纪念和代其进行的抗争。更简单地说，报道它们，是因为它们应当被记下来。在这一点上，萨西达的自我表达就成了一种爱与分享的表现：“我发出声音，而且不会为自己的脸打上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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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解诸如此类犯罪的方式，是去考察那些纵容这些犯罪的说辞。关于荣誉，在库尔德语里有两种表达：阿拉伯词语“sharaf”，指的是一种“男子气概”和自我价值；以及来源于希腊语的“namus”，特指女性的纯洁与礼仪得体。而这种区分本身便隐藏着危险：如果他失去了对家里女人的行为控制，男人的“sharaf”就会招致不可挽回的破坏。他的荣誉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潜在的耻辱发生联结。对于这两个方面，研究者詹姆斯·布兰登和萨拉姆·哈菲兹又增加了一个来自阿拉伯语的词“I'rid”，表明女性的贞洁是与生俱来的，而一旦破坏就不可能再得到修复（与它相同的词是印度语中的“maryada”，乌尔都语与普什图语中的“ghairat”）。因此，荣誉虽然在女人名下，但却是男人的财产。“女人不可能拥有荣誉，”人类学家萨拉·海利（Sha-la Haeri）在讨论巴基斯坦语中的荣誉“izzat”时表示。“她们自己就是荣誉本身。”荣誉是基本的东西，就像面包一样。爱莎·欧瓦曾采访一个由于杀死自己怀孕的姐姐而入狱的男人，他表示，他的生命里“荣誉、尊严才是日常的食粮”。但布兰登和哈菲兹也发现，这里面也有一些难以捉摸并且持续不断的威胁，“一种依赖于社群观念的无形资产”。男人把自己的荣誉捆绑在女人身上，依赖于女人的性本能，这本身无疑是一种冒险。1996年，拉玛·阿布巫达在她那篇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有关荣誉谋杀的批评文章里写道：“在阿拉伯文化里，谈论或标榜自己姐妹的贞操对于男人们而言，是社会交际的一方面。”吉迪恩·克莱采尔（Gideon Kressel）则认为，“在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中，父系群体的荣誉，和自己女儿的性器官紧密相连。”（词语“I'rid”则概括了这两个方面。）阿布巫达同时也指出，男人们公开定下协议，避免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姐妹相互“接触”，但私底下又以“友情”的名义，默许了这种接触。女人必须放弃婚前的性行为，“还有任何可能导致性行为的举动，还有任何牵强地与性行为加以关联的动作。”女权主义者指出，长期以来，对女性身体理想化的要求，隐含着一种露骨的憎恨（正如梦露的遭遇所体现的），因为理想化意味着人们随时准备着对“堕落者”和“失败者”加以践踏。在“荣誉”方面，这种裂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正面临的是一种恶毒的禁断，就像是西绪弗斯众所周知的任务[3]。你的每一根骨头都背负着家族的荣誉，每一分钟都不可以松懈。因为作为女人——你是唯一携带毁灭种子的家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