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5/25页）

他从没出过远门。他带着一只马口铁皮箱子，里面装着荒原上要穿的衣服，几本他自己装订的插图小说——把买来的月刊连载小说订在一起，再加上硬纸作为封皮——还有几本烂熟于心、已经快翻碎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了家里，因为它与他的不幸关联得实在太紧密，母亲则逼他带上了铺盖卷。这是一套很普通也很实用的寝具：一只枕头，一条床单，一个白衬尿壶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捆着，席子和绳子在急需时还可以用来做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不想带这些，因为舱室里自有铺开的床铺，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但到了第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感谢母亲的明智。原来，在最后时刻，上来一位身穿礼服的旅客。他是当天清晨乘坐一条欧洲船抵达这里的，此刻由省长亲自陪同登船。他带着妻子、女儿、身穿制服的男仆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通过楼梯的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希望即刻继续行程。为了将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下来，船长，一位身材魁梧的库拉索人，试图唤起船上土生白人的爱国情怀。他用库拉索方言和西班牙语掺杂在一起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解释，说那位身穿礼服的人是新上任的英国全权公使，正在前往共和国首都的途中，并且提醒他说，那个王国为了帮我们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向我们援助了决定性的物资，所以，为了能让一个如此高贵的家庭在船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于是理所当然地让出了自己的舱室。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每年这个时期，河中都水量充足，所以前两个晚上船并无颠簸。每天吃过晚饭，下午五点钟，船员们会给旅客发一些帆布底的折叠床。每个人便找地方把自己的床打开，铺上行李中的铺盖，再在上面支起针织蚊帐。有吊床的人会把吊床挂在大厅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上，把整个旅途中绝不会更换两次以上的桌布盖在身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基本上大半宿都睡不着，他仿佛在河面凉爽的微风中听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对她的回忆抚慰着他的寂寥。黑暗里，船踏着野兽般的大步前行，在它的喘息声中，他倾听着她的歌唱，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他觉得这次旅行再一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

然而，在顺畅的河水中走了三天后，船开始行进在意想不到的浅滩和迷惑人心的暗流之间，前进得格外艰难。河水变得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只能偶尔遇到一间茅屋，旁边堆着船上锅炉用的柴火。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仿佛加剧了午间的闷热。晚上，船不得不停在岸边，让大家休息。在那种时候，单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的烦扰，还得加上晾在栏杆上的一块块腌肉发出的恶臭。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此外，由于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保证旅客安全，船长釆取了极为严格的防备措施。他禁止了那个时期旅途中人们最为热衷的一种消遣，即朝岸上晒太阳的短吻锷开枪射击，以避免误会和冲突。后来，有旅客为此争论，分成敌对的两派，于是，船长没收了所有人的武器，并以荣誉保证旅行结束后悉数奉还。甚至对英国公使他也没有网开一面：这位公使在起锚后的第二天早晨，便穿上狩猎服，拿着一支精密卡宾枪和一支猎杀老虎的双筒猎枪出现在大家面前。过了特内里费岛，限制变得更为严格，因为在这个岛，他们遇上了一艘高高悬挂着瘟疫黄旗的船。关于这个警告标志，船长没能获得更多信息，因为那艘船没有回答他发出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他们遇到了另一艘前往牙买加运送牲口的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挂痕疫旗的那条船上有两个得霍乱的病人，疫情正在侵袭前方流域。于是，不仅在接下来的港口，甚至在那些为装柴火而停靠的无人区，旅客都一律禁止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目的港之前最后的六天旅途中，旅客们染上了一些监狱中的习惯。其一便是恶劣地传看一套荷兰的色情明信片。这套明信片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谁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尽管没有一个跑船的老手不清楚，这不过是船长著名收藏中的一套样品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没有盼头的消遣，最终也停止了，因为只会徒增烦闷。